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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无论是论文造假，还是买卖论文，当然有不良学风的因素在里面，但在现实制度层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机械的“只以论文论英雄”的学术能力和职业能力评价机制：高校、科研单位都将论文发表的数量和级别作为考核教师、学生的主要标准，并据此每年下达指标。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和学生为了顺利毕业、晋升职称等现实利益，就不得不抄袭论文、买卖论文，其最终结果是，论文成为一个买卖的产业，高校时时爆出论文造假的丑闻，师德和学风受到严重的污染。“只以论文论英雄”，导致无论是高校还是教师、学生个人，都在不断追求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大家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论文崇拜”的怪圈，这该怎么办？

要走出“论文崇拜”怪圈，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目前过于简单化、形式化、功利化的学术能力评价方式，不再“只以论文论英雄”。笔者曾对论文发表需求作过分析：高校教师、研究生、科研人员和国有企业人员等有硬性论文指标的人员就达千万之巨，如果加上一千万被摊派论文指标的中小学教师，以及需要论文答辩的专科生、本科生和在职硕博，人数已经超过3000万了。然而，我国现有一般期刊、核心期刊、权威期刊约9468种，国内每年发表于期刊和学术会议的论文约在248万篇左右。论文发表任务如此之重，供需却如此不平衡，难怪很多人会冒着被惩罚的风险，放弃最基本的道德操守，铤而走险走上论文造假、买卖论文之路。如此来看，是时候给教师、科研人员以及学生发表论文“减负”了。

面对如此庞大的发表论文的群体，首先我们需要理清哪些人必须有发表论文的要求，哪些人没必要强加发表论文的指标。对于非研究性人员，比如说教学人员、财务人员等，教学人员把课上好，财务人员把账记好，医务人员把病看好，这就已经完成了本职工作。我们可以鼓励他们进行研究、发表论文，但更重要的是承认他们的事务性成果，为他们在这个方向上取得更好的成绩营造条件。

这里尤其要谈的是高校的教学型教师。在很多第三方的教师评价网站，我们发现一些教学优秀、深受学生喜爱的大学老师，年龄已经偏大，但由于醉心教学、疏于发表论文，目前仍然无法获评教授职称。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唯论文论的评价方式。实质上，对于高校而言，教书育人、传道授业是根本，教学型教师同样很重要，我们应当降低教学型教师发表论文的硬性要求，引导他们在教学上作出突出成绩，在各类奖励评审中，应提升教学型教师的比例，这样才能让教学型教师专心教学，提升高校的教学质量。

对于在校大学生发表论文的要求，一直是社会上关注的热点问题。笔者曾担任过本科和硕士毕业生的指导老师，发现学生在最后半年基本没有时间写作论文，主要精力都放在找工作上。与其让其拼凑抄袭毕业论文，还不如采取多样化的毕业答辩形式，比如实习工作报告等。对专科生、本科生和非研究型硕士生论文答辩和论文发表要求，不应作硬性规定，而应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引导学生根据自身实际在应用型、学术型研究上作出选择。

对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型人员，当然不能取消论文发表的要求，反而应当倡导论文质量，应鼓励他们做出具有原创性、实用性、跨越性的成果，把投入的科研经费变成论文，进而转变为创新性的生产力。

对于那些有论文发表要求的研究型人员，要防止他们“论文崇拜”，仍需要调整当前的职称评定、绩效评价机制，改变当前急功近利、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评价方式，让他们静下心来搞研究。对于应用性学科，我们应更重视成果的应用价值和社会价值。对于研究性学科，我们要提倡在更大范围内的同行匿名评审机制，主管部门可适当延长评价时间，从一年一评价调整为数年一评价，避免科研人员疲于奔命，搞研究急功近利。

此外，结合国外的经验，针对目前发表论文难、发表论文贵等问题，应当大力发展国家级网络化发表平台，大力支持现有期刊网络化发表。国外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论文发表事件。有一位学者宣称自己证明了黎曼猜想，将论文贴在开放存取平台arxiv.org上，经过编辑初审，大量专家围观，很快就有人指出其论证过程的错误之处，这位学者马上进行修改，围观专家又指出其错误，这位学者又进行修改，如此重复再三，最后又找来极富盛名的数学家审阅，指出其中一处致命错

，最后这名学者撤稿。通过这个例子，我们看到论文网络化发表的好处：极速发表、大范围同行评阅、快速修改、无篇幅限制可公布大量细节，可在很短时间内确认成果是否有效，还可有效避免学术造假。网络化发表既可解决现有期刊容量不足的问题，还能增加更多作者发表机会，既可大幅度降低学者发表费用和各单位的论文库购买费用，还便于大范围专家学者评议论文，可谓一举数得。由此观之，构建网络化发表机制不仅可极大减少“论文崇拜”乱象，而且对科技发展本身也具有加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