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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无论他论文抄袭的行为有多恶劣，这已经不是一件能让我们多么惊讶的大新闻了。学术不端行为每年都在遏制，但每年却也在滋生。为了整顿高校学风建设，近日，上海市教委专门建立了高校学风建设领导小组，定期检查各高校的学风建设工作，并指定了《上海高等学校学风建设实施细则》，用以加强本地高等学校学风建设。根据细则，上海各高校将建立学术道德宣传教育制度，把学术道德、学术规范作为新时期师生道德培训的重要内容，逐步构建优良学风形成的长效机制。

再看看上面的那位老师，一位年轻的高校教师，从教开始便以大篇幅的抄袭出道，在随后的高校考评、学术考核过程中，几乎都没有被人发觉，直到网友举报牵出的这桩连环剽窃案，这很难说只是个别教师、个别学者的个人学术道德问题。据中青报的报道，由网友举报牵出的这桩连环剽窃案，当事人所在学校本身就不只一人涉案，甚至有曾经被查实剽窃的教授，在接受学校处分的同年就升任学院副院长的前例。

　　高校教师爆出抄袭丑闻，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而且知名度较此次涉事大学更高的学府，同样面临着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的侵蚀，而且同样缺乏有力的防御、应对和惩处。此前曾掀起大波澜的西安交大教授李连生学术造假事件，最终引发科技部撤销奖项、收回奖励证书、追回奖金的公告，涉事当事人被大学解除聘用合同。但彼时，外界对事件的处理不乏“严厉”的评价，如此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之所以被认为处罚严厉，是因为比比皆是的高校学术腐败，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更多的高校教师甚至知名教授，虽然也因抄袭丑闻缠身，但大多能被冷处理，最终往往安然无恙。这一现象，在此次事件的事发地，显然也可以寻到影子。

　　按照抄袭事件当事人张世友的说法，“时代不同，基本要求和标准也不太一样”，这同样是不少抄袭者事后不肯认错的常用理由，将罪错推给时间、推给历史，好像一提到“历史原因”就可以让一切不合理行为变得众所周知、为人理解。但事实上，即便是倒退几十年，上世纪80年代适用的版权保护条例，同样对引用他人作品的总量有严格的比例限制。如果说抄袭是一种学术不端行为，那么当抄袭被揭露后的不认账和狡辩，显然更让学术尊严丧失殆尽。在这样一种不堪的学术环境中，大学所扮演的角色怎么才能不尴尬？

　　该校在媒体报道后承诺已经着手调查，称校方启用学术不端检测系统进行对比。而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在于，目前已经在国内高校学生毕业论文中普遍适用的电脑检测系统，为何在大学教师职称评定、考核过程中却鲜有使用。教授的论文抄袭与否，高校常设的学术委员会发现不了，居然需要网友匿名举报，已足见学术评审机制的僵化与效率低下。况且，十几篇文章，即便是通过系统比对，也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大学在调查上的拖延，是否在为当事人(以及高校自己)寻找托词、寻求应对之策？此前西安交大的学术造假事件中，多位高龄教授实名举报多年，不仅看不到有关机构的响应，反而招来威胁、“做工作”，仿佛举报者成为影响大学学术声誉的罪魁祸首，以致以维护学术声誉为己任的学术委员会，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站在学术不端者一边，直到中央级媒体介入报道，才让事件有了转机，显然不是孤例。

我们应该反思，高校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学术不端行为变得态度如此暧昧？又为什么会对有损大学声誉、尊严的人如此宽容？学术行为有其自身的规则，我们不要把反学术不断当作一种口号，而要落实实际，我们要要求学术领域的参与者普遍遵循和信守一些最基本的学术底线，其中当然要包括“不抄袭”。但是在这个长期趋利化学术研究导向的浸染之下，高校教师又有多少能够“学者安心做学问”？我想，不光是规则的制定，更应该的是循序渐进的改变教师对金钱、职位、权利的态度。

其实，全国高校都应该像上海高校一样，将学风建设信息全方位公开，校内网站要开设学风建设专栏，实施发布年度报告，项目申报、项目成果、论文著作等，接受人民的监督，防止学术研究的同质化，重复化，避免学术不端行为。

　　大学，是我国社会文明的最后堡垒，他应该被高等教育者用道德典范和职业操守来维护他。面对学术不端的行为，我们不应纵容，要严肃的教育、警示他们。学术腐败个案的雪崩式爆发，于学术信用而言可谓危如累卵，学术研究者们应该避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