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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学术期刊审稿活动与西学东渐期间中西学人合译、合编西书及期刊活动有密切关系。例如，英国传教士傅兰雅（Ｊｏｈｎ Ｆｒｙｅｒ，１８３９—１９２８）１８７６ 年２ 月创办了期刊《格致汇编》（１８７６—１８９２），他的“创刊声明”开宗明义：主要是介绍、翻译西方已有的科学书籍。《格致汇编》中的《格致略论》在第１年的１—１２卷连载，篇幅很大，内容是根据英国儿童科学常识读本《幼学格致》翻译而来的；《格致汇编》之《格致理论》连载于１８７６年第７、８卷，１８７７年第１０卷为英国传教士莱维廉所撰；《格致汇编》之《格致新法》连载于１８７７年第２、３、７、９卷，也为莱维廉所撰；《格致汇编》还于１８７７年８月刊登了由傅兰雅亲自撰写的《混沌论》文章，概述了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因为这些中国最早的期刊是由西方传教士创办且又处于西学东渐初期，怎样使西士与中士对话的问题、把英语等西语翻译成为古汉语（当时中国通行的语言）是最大的困难。国人的语言、文化水平决定了传教士办刊以普及常识性知识传播为主要目的。其间也出现过傅兰雅期刊出版的中国合作者徐寿通过个人的聪明才智在审稿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实例，例如徐寿在编译《声学》第５卷时，发现了中国古人与西方人的结论相互矛盾，遂与傅兰雅进行讨论，未果后又向英国原著作者通信讨论，以致推翻了西方人证明的一个声学定律，徐寿的这个声学定律成果很快分别还在《格致汇编》和英国的《自然》上发表。这种审稿把关无疑具有现代意义，与我国随后的学术期刊审稿一脉相承，并直接做出了榜样，但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情况少之又少，还属个别现象。
编辑《格致汇编》的主要办法均出自傅兰雅本人。由于《格致汇编》主要是编译西方已经出版过的东西，内容大多译自西方书籍、英文报纸等，所以，傅兰雅规定了编译的注意事项和原则。主要注意事项有以下几先，“第一要事为名目，若所用名目必为华字典内之字义，不可另有解释”；其次，要考虑“中国语言文字……随时逐渐生新……以至无穷”，“如贸易交涉事，内有新意新物，必设华字新名”，还要考虑“前西人与华人所定各名，常有蠢而不能久行者”，中国的“圣讳”以什么合适的字来表达也要考虑；再次，“西国久用之名，后知不合，则更新”，如“二三百年前，英国多藉希腊与罗马等国文字，以作格致与制造内之新名，后则渐除不用，或换以更妥者”；最后，“凡初次用新名处，则注释之”，“竟有华友及西人，曾将局内所译之书于半中披览，遇新名处则不识”，因此，翻译要做到初学该书的中国人与未见该书的西人“阅之同明其名义”。
主要原则为：一是对“华文已有之名……而字典内无处可察，则可访中国客商、教士和已出格致工艺书籍”；二是“设立新名，则有三法”，即以平常字加偏旁而为新名、用数字解释其物，即以此解释为新名和以官音为主，用华字写其西名；三是“作中西名目词汇”，“随时录于华英小簿”，并附于书末，使“以后译书者有所核察，以免混名之弊”。
中国近代学术期刊出版活动中的审稿活动往往是与编辑、著述一起完成的，即具有“审、著、编三合一”的显著特点。王韬关于傅兰雅的审稿评价即是佐证：“至于此编辩论精博，考核详审，于理物象数能举其大，务求其通，实足以开西学之先声而收华儒之后效。”［２５］由此还孕育产生了严复的著名翻译理论———“信、达、雅”，这也可以认定为我国近代学术期刊审稿的最大特点。这个时期由于中国学术期刊往往是由西方人主办的，而此时的期刊往往是传播普及性、常识性的知识为主，对传教士来说比较容易把握，所以无须使用同行审稿制度，因此，在当时的中国没有正规运用西方已普遍运用的同行审稿制度。
受欧风影响，五四运动前期以《清华周刊》、《清华学报》等为代表的学术期刊都设有总编辑来负责文稿的收集和审稿工作。这一时期，由于学校对学生言论钳制极严，期刊编辑等职员均为校方推派，期刊颇多敷衍塞责之文字，缺乏批评精神。“稿件又常被校方所任命之周刊顾问所检查，学生颇感缺乏言论之自由。周刊虽名为学生之出版物，实不足称为学生之言论机关。”［２６］在五四运动中，学生们认为：“总编辑制养成独裁与包办之恶习，不合‘德漠克拉西’之潮流”，要求对刊物进行改革，提出主要改革内容有五项：一是取消校方任命编辑制度，改为集稿员制，每学期选出１８名集稿员；二是每学期选出经理５人；三是取消顾问；四是取消英文校闻；五是稿件由学生负责。这些改良的核心是取消总编辑和编辑工作，只将稿件集成付印发行。从提倡民主和抵制校方钳制学生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这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但它改总编辑制为集稿制，实际上同时也就取消了严格的审稿把关工作［２７］１２０，所以，这种“集稿制”实行不足三年，到了１９２２年末，其“流弊渐至深重”，症结在于：一是集稿制“并未消除少数人包办的积弊”；二是只集不采，坐等投稿，致使内容缺乏学术性、系统性和目的性；三是改集稿制后，多讥笑怒骂的文章，或勉强凑数，无人负责，稿件质量直线下降，“集稿制实行之后流弊甚多”。因此编过新闻栏的学生编辑疾呼：“要想周刊新闻编得好，非要有编辑不可，非要有固定的编辑不可。”［２６］１９２２年末，学生会评议部议决改周刊“集稿制为编辑制”，不过，周刊之总编辑、总经理由评议部选举，然后由总编辑和总经理分别提名编辑和经理。这一议案标志集稿制宣告废止，而新的编辑制正式产生。之后《清华学报》等刊亦大致采用了这一编辑制度。到１９２３年２月，《清华周刊》等不得不再度恢复总编辑制。不过这个时期的审稿还是在内部进行的，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行审稿《清华周刊》总编负责制（编辑审稿制度）的由废止到更高层次的恢复和尝试过程，从侧面反应了编辑审稿把关过程是维系期刊学术质量和声誉经久不衰的关键因素。具有代表性的《清华周刊》的编辑审稿体制的兴废过程，反映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学术期刊编辑制度从摸索、试验到渐趋完善的演进，它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编辑始终应成为期刊出版环节中的主角，审稿也是保证期刊质量无可替代的环节之一。与《清华周刊》的情况大致相同，这个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已，学术期刊界还处在审稿的摸索期，还无法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同行审稿制度。
解放后，我国图书审稿采用的是从苏联引进的“三审制”，而学术期刊采用的也是“三审制”，即在编辑部内部完成编辑的初审、编辑室的主任复审和主编（总编辑）的终审工作，与图书出版的“三审制”没有本质区别。既然学术期刊的三审制来源于图书的“三审制”，探讨学术期刊的“三审制”就必须了解图书出版的“三审制”。
李庆对“三审制”的来龙去脉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他认为，“‘三审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从苏联借鉴过来的编辑审稿制度，其理论依据可以追溯到列宁关于出版工作的党性原则的论述上”［２８］。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认为：“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列宁还认为：“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２９］９２。列宁这里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出版思想是我国图书出版“三审制”确立的主要理论依据。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这一思想，毛泽东的编辑出版思想集中体现在１９４８年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该文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３０］１２１３１９５０年，新成立的中国国家出版总署于９月１６日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署长胡愈之作了《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的报告。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研究新中国出版业的分工与专业化问题。会议决议认为：公私出版机构应争取条件按照读者对象、科目内容和地区等分类，实现出版专业化。这次会议的召开确立了列宁、毛泽东关于出版物性质和编辑方针的思想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指导思想，也为稿件“三审制”的确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和法律基础。
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开始对“三审制”进行反思。孙琇、董高怀认为，“三审制”作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从“苏联老大哥”引进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产物，“是不是还那么优越本身就值得怀疑”，“三审制”不可避免地蒙上了一层“官本位”的色彩［３１］１１；王健华认为，“三审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纪律检查制度，而编辑出版部门就是这一制度的具体执行者”［３２］。毋庸置疑，１９０５年左右的俄国是帝国主义矛盾的焦点，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发表于这个期间；毛泽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也是发表在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解放战争期间。但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年代的根本任务不同，发展科学文化的方法和政策也有重大区别：战争年代是破坏旧世界，铲除旧文化；革命成功后是建设新世界，发展繁荣新文化、科学和技术。不假思索地机械搬用战争年代的办法无疑不合适。这就如同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批评的一样：在延安解放区如果“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就是“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３３］８７２。所以，对“三审制”应当进行反思和改进。
进行中西方学术期刊审稿制度的比较，本质上就是“三审制”与同行审稿制度的比较、“三审制”和同行审稿制度利弊的权衡。
１．同行审稿制度之利。一份全球范围内的学术期刊的调查表明，７１％的学者和编辑认为，双向匿名评审制度的作用明显①。
（１）同行审稿制度能够使编委及审稿专家国际化，极大提高学术期刊的质量。西方学术期刊的编委和同行专家审稿及其国际化，保证了期刊论文的质量，并且使学术期刊运行具有世界视野和领先水平，从而保证了期刊的权威性。如美国的《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杂志的编委会由来自全世界的一百余名同行专家组成，其审稿专家来自全球各地，并且建有全球科学家数据库，随时可以挑选出合适的审稿人［３４］；《自然》（Ｎａｔｕｒｅ）的审稿人６０％在美国、３０％在西欧、１０％在其他地区；《英国医学杂志》的审稿人有两千五百多位，更是遍布全球各地；英国物理学会的《等离子体源科学与技术》（Ｐｌａｓｍ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聘请了美国科学家担任主编，下设远东、北美、西欧和独联体共四位地区性主编，编委会由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组成［３５］。这些权威学术期刊庞大的审稿队伍和审稿的国际化保证了学术期刊审稿的及时性，发布信息的准确性、科学性，避免了因审稿人自身的知识结构、审稿技巧和偏见因素而造成的误差，在世界范围吸引了优秀稿件，极大地提高了刊物的国际化程度和学术权威性。
（２）同行评审制度能够更广泛地借助众多领域专家、学者的聪明才智，弥补编辑部有限人员知识面相对有限的缺点，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失误，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学术期刊的质量。任何学术期刊的专职人员都是有限的，这有限的人员要做到知晓每个学科的知识和发展前沿是不可能的，因此，要保证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和水平，就必须邀请相应专业领域的专家，依靠他们对学术论文的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和真实性作出客观评价，编辑以此为根据，充分弥补自身不能克服的缺陷。建立同行评审制度，借助各领域专家学者的智慧，对于提升学术期刊的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３）同行审稿使审稿权力由中立的第三方同行审稿专家去行使，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公平。同行审稿有助于遏制学术期刊论文选稿的“潜规则”，实现公正选稿，减少编辑“人情稿”压力，缓解编辑的退稿压力；评审专家因为出具匿名评审意见而更显公正和客观［３９］。同行审稿能够“体现正确的政策导向，防止重数量轻质量、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等不良倾向，建立健全公开、公平、公正的学术评价制度”。
（４）同行审稿制度在体制上能够有效防范学术造假。为了防范学术造假，美国的《科学》、《细胞》等领军学术期刊审稿时，要求作者提供自己的材料，说明自己在这项研究中的分工、贡献，以此杜绝没有参与研究而署名的现象，在审稿过程中遇到疑问可直接质询相关研究人员，这样就提高了审查质量。《科学》总编辑唐纳德·肯尼迪（Ｄｏｎａｌ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及发言人皮诺尔（Ｍ．Ｐｉｌｌａｙ）都为：严格审稿能够有效防范学术造假，由于学术造假的频频发生促使各学术期刊重新审视论文风险问题，努力提高编辑和论文评审专家的防范意识已是大势所趋。皮诺尔指出，《科学》有一个专门审稿编委会，由来自全世界各地一百多名顶尖科学家组成，他们负责审定提交到《科学》的各类论文的重要性和可信度。这些论文只有约１／４能通过编委会审查，然后由外部专家进行匿名评议。对于“高风险”论文，审查工作异常谨慎、严格，“高风险”论文提交后除常规审查外，还额外进行一层审核，如要求论文作者提供更全面的论文原始数据。独立委员会还要求论文署名的所有研究人员提供材料，详细说明他们在该研究中的分工、贡献［４１］。这就是同行审稿制度优越性所在。
（１）对审稿人缺乏具体要求。同行审稿制度中专家的评审意见是最为关键的部分。目前的同行审稿虽然实行双向匿名评审，但不少期刊往往没有对评审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没有对评审过程制定严格规范，因此同行审稿制度不易收到良好的效果，有时沦为一种形式［４２］。
（２）机制还不够完善，没有真正使审稿人的责权利相统一。同行专家有可能名不副实或不负责任，甚至会出现有意贬低论文的情况［４３］。同行审稿专家应与技术专利同行评议专家一样遵守科学道德规范。《英国医学杂志》前主编斯蒂芬·劳克（Ｓｔｅｐｈｅｎ Ｌｏｃｋ）在其《难于平衡》中提出过同行审稿的缺点：审稿速度慢，审稿权滥用，难以发现如研究失误、作伪、剽窃、欺诈一类重大缺陷，等等［４４］。中国学者也认为，审稿人权利与义务没有很好地统一起来，要完善这个制度，首先要规范学术期刊审稿人的科学道德，审稿人的权利义务是统一的，要做到这种统一，必须实行“公开审稿”［４５］。
（３）成本偏高。《英国医学杂志》编辑史密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ｍｉｔｈ）指出，“目前沿用的审稿方法花费高、速度慢”［４６］。斯蒂芬·劳克也指出同行审稿在这方面的缺点：“费钱、费力”［４４］。中国学者认为，匿名审稿作为一种制度，其成本主要由机会成本、交易成本等构成。机会成本是指编辑为了实施匿名审稿而放弃的其他方面所应获得的收益。匿名审稿的交易成本泛指编辑单位签订匿名审稿协议、维系协议运行所产生的成本的总和，包括信息成本、维系协议的成本等［４３］。这些都使审稿成本偏高。
（４）同行竞争造成互贬。黄劲松、杨兵同时认为，审稿人为了减少竞争者的论文，增大自己与他人的产量比，会有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压制他人论文发表的情况出现；论文作者与审稿人属于不同的学术流派等等也会造成对论文的错判［４７］。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明显发现，同行审稿利大于弊，其缺点也是可以克服的，因为同行审稿制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就是西方国家学术与学术期刊发展如此健康、迅速的根本原因。
１．“三审制”之利。因为中国学术期刊实行的是“审批制”，作者是在体制内运作的，审稿实行的又是计划性很强的“三审制”，期刊整体定位是刚性的，在这种体制下，作者、编者、审稿人意图明确，尤其社会科学更是如此。所以，中国的“三审制”的审稿效率比较高，三者有一定的默契度。中国的审稿操作起来比较容易。
２．“三审制”之弊。
（１）从客观上讲，“三审制”难免有些过时。如前所述，“三审制”理论渊源———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发表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期间；同样，毛泽东的上述经典阐述也是发表在如火如荼的解放战争期间。因此，机械搬用战争年代的办法无疑是不合适的。
（２）“三审制”导致学术论文的时效性较差。因为“三审制”是计划在先，约稿也早，论文的时效性较差，与学术的时效性存在很大矛盾。
（３）“三审制”使学术的客观、公正难以保证。与同行审稿制度比较，在“三审制”条件下，编辑对于论文刊用与否的权力很大，编辑个人的非专家倾向性强，在制度层面上使学术论文刊发与否难以做到客观、公正。
（４）“三审制”导致编辑工作失误较多。“三审制”实行的是“内部人审稿”制度，必然使审稿人面过于狭窄，“内部人”也即编辑部成员，而这些成员就是编辑，所以，编辑的专业学术水平、逻辑判断力等局限对学术期刊的发展往往具有制约作用，这种不健康的制约往往带来难以避免的失误。
可见，“三审制”的利弊比较，其缺点远多于优点，“三审制”的这些缺点往往带有制度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１．出版机制不同。由于我国新闻出版实行的是审批制度，学术期刊由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管理，而审批制度的操作程序相当复杂，并且近年我国期刊审批一直实行总量控制，办刊的门槛越来越高，因此，主办者一旦获得出版权就不会轻易放弃，经费往往由事业单位全额承担，只要它刊登的文章在政治上没有出现问题，一般就会一直办下去，也就是说，学术期刊的存亡不是由学术规律决定，不是由读者决定，也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决定。由此导致一些办刊者精力往往不用在学术质量上，缺乏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而西方国家学术期刊出版实行的是注册制，进入和退出相对自由，其困难在于质量，没有质量就没有存在余地。因此，他们必须不断地提高质量，其动力在于背后投资者的监督及市场机制。在西方，学术期刊很多是商业化运营的，这种机制促使办刊人不断想方设法提高学术期刊的质量。例如在美国，有的学术期刊经营方式相当简单，基本上就是负责编辑，出版、发行由出版公司做。期刊社由主编和编委组成，其成员一般都由教授、专家兼职，由出版公司聘用，有的编委可能只是名誉职务，不收报酬。主编负责编辑日常工作。对主编和编委来说，学术期刊的质量既关系到他们学术的声望，又关系到他们的经济利益。出版公司根据期刊的发行量，决定是否继续出版以及主编等的报酬和去留。在这里，期刊载文的学术水平是办刊人的生命线，他们不能不去尽心竭力。有的出版公司网罗数十个以至于上百个期刊，每个期刊都有一个主编、若干编委。其机制的背后往往是市场。如果发行量降到一定程度，出版公司会和主编解除合约，另选他人，或停止该刊出版。因此，期刊社自动地引入有效的评审机制，以把住质量关。
２．审稿程序迥异。由于中国的“三审制”将学术期刊的审稿变为一种内部运行的方式，论文采用与否主要取决于期刊编辑，很少采用由同行及专家的外部审稿办法。西方已经普遍采用同行审稿制度，稿件的采用与否，期刊编辑的权力受到很大制约，刊用与否更多地倾向于同行专家的意见，这已经成为西方学术期刊界的惯常做法。
３．专家数据库迥异。中国学术期刊一般比较重视建立作者的信息收集工作，而审稿专家队伍数据库大多没有建立，仅仅以“编辑委员会”成员作为审稿专家而已，这也是内部审稿的原因导致的，不需要专家队伍数据库，所以也就很少建立评审专家数据库。在这方面，国内自然科学优越于社会科学。西方学术期刊重视建立同行审稿专家数据库，其数据库最大特点就是齐全，对各领域专家资料库都有所收纳。一些知名学术期刊都建立有规模庞大的高质量的专家数据库。如前所述，《科学》的审稿人专家库包含数十个国家的万余名专家，其中不乏诺贝尔奖获得者［３４］；《自然》的审稿人４０％分布在美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英国医学杂志》的审稿人有两千五百多人，也遍布世界各国；《等离子体源科学与技术》聘请美国科学家担任主编［３５］。同行审稿制度要求汇集审稿人资料的渠道是多样的，同时，由于建立了完备的稿件档案，编辑时都能掌握每一份稿件编辑、审稿的进展情况，这些都是数据库带来的优越性。
４．编辑工作迥异。我们国内要求编辑对论文进行逐字逐句的编辑、加工和修改，对作者稿件的改动幅度较大，有时甚至把论文改得面目全非，编辑修改论文已成为一种所谓的“基本功”，版权意识比较差。西方的同行审稿制度特别强调“编辑必须学会依照作者的语言、思维和观点”来进行编辑、审稿工作，对论文的文字表达尽量维持原貌。编辑和审稿人只把审稿意见告诉作者，除了文字或语法错误外，编辑不直接进行内容修改［４８］，编辑版权意识强烈。
１．努力倡导学术期刊同行审稿制度。学术期刊审稿的发展之路提醒我们，我国学术期刊的审稿制度应当尽快转移到同行审稿上来。现代西方学术期刊的审稿普遍采用的是具有“专业的、隐名的、外部人”（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 ｒｅｆｅｒｅｅｉｎｇ）特点的审稿方式———同行审稿制度。其中“专业的”是指审稿人必须是对稿件的主题素有研究的学者；“隐名的”是指作者和审稿人互不知道对方姓名；“外部人”是指审稿人除编辑部成员外，还要选择至少两位与作者无关系的外部审稿人［４９］。并且这种制度得到世界学术期刊界的普遍认可，极大地推动了学术事业和学术期刊事业的发展，由此催生出了一大批世界一流学术期刊。我国学术期刊与国际学术期刊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有没有实行具有“专业的、隐名的、外部人”特点的同行审稿制度。不可否认，目前在我国一些学术期刊已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实行同行审稿制度，这种情况自然科学界多于社会科学界，高层次学术期刊多于一般学术期刊。在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界实行得比较好的有《中国社会科学》、《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但仅仅是凤毛麟角。严格意义上的，同行审稿制度在中国没有普遍实施的原因很多，我国的学术期刊出版历史较西方要短得多，学术期刊出版事业一波三折。（１）中国近代学术期刊的主要使命是介绍、宣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等，并且往往是由西方人从事的。（２）解放前战乱不已，缺乏真正开展学术研究的机会和出版学术成果的园地。（３）解放后，各行各业实行高度的计划，学术期刊事业也不例外，并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学术期刊事业开始步入正轨，但主要实行的还是“三审制”。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现在是学术期刊实行同行审稿的时候了。
２．努力实现学术期刊的国际化。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尤其科学技术完全进入全球化状态，那种闭门造车的做法已经不适应时代的潮流，我们应当积极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验。国外著名学术期刊都是作者国际化、审稿国际化、读者国际化的办刊理念，譬如美国的《科学》发表的论文作者有３５％—４０％来自美国以外国家和地区［４１］。从审稿角度看，西方强调同行评议和专家审稿，并且委、审稿人国际化，审稿的重点放在引言和结论上，而且具有重复性，一般要经过多次审稿，这样就使审稿做到了精细化。从作者角度看，作者首选享有较高学术声望、出版周期短、内容质量高的期刊，而目前这样的期刊多是国际化的期刊，这些期刊拥有一流的编辑队伍、审稿队伍和办刊理念，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的状态。这些国际化的做法值得中国学术期刊界认真研究和借鉴。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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